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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在崛起的“印度制造”,真的威胁到中国了吗?

2017-05-17 JIC投资观察

        “龙象之争”持续经年,蓦然在制造领域呈现炽热之势。“中国制造”开始感知“印度制造”的持续压力。

        一时间,印度市场躁动不已,“Made in India”的耀眼光环,似与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与压力形成鲜明对比。在这种背景下,以下问题变得十分重要:制造业为何在印度崛起?印度制造能否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?中国制造业该如何应对?

        印度具有与中国全然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。这种差别与印度领导者的治国思路休戚相关:20世纪90年代,印度提出将IT产业和生物科技作为国家项目;21世纪初,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提出“知识大国”主张,旨在使印度发展为面向全球的服务型知识经济。

        在此背景下,印度已形成了一种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—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非出口,依赖消费而非投资,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,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能制造业。如今,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50%以上,工业不足25%,农业不到20%,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类似。印度面向全球的外包业务,更使其成为“世界后方办公室”。

        服务业经济曾造就了印度经济的高增长,但如今却面临后继乏力的情形。2008年以前,印度经济保持9%的快速增长,但全球金融危机后下跌至6.7%;之后在短期回升后,2011—2013年又降至4.9%、4.9%和4.7%。经济下滑、通货膨胀及严重贪腐在印度民众中激发出强烈的反对情绪。

        莫迪总理上台后,开始着手改变印度经济现现状,大刀阔斧提出了十多项改革目标,立言要把21世纪变成“印度世纪”。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,就是高调启动“印度制造”计划,提出将印度打造成新的“全球制造中心”。据媒体报道,“印度制造”是莫迪亲自操刀为振兴本国经济量身定制的关键性计划之一,旨在以制造业为突破口,为成就世界强国“夯实基础”。为此,印度新政府将首批25个行业列为重点,承诺将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并提供一系列相关配套优惠政策,以吸引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,将印度经济拉回快速增长轨道。

        “印度制造”启动了印度经济的复苏引擎。2014年印度经济增速上升至5.8%。根据联合国发布的《世界经济形势及2016年前景》报告,2015年度印度经济将引领南亚地区,经济总量将上升至该地区的70%。

        如果不考虑基础设施与监督管理的障碍,印度几乎具备成为制造业巨头的所有关键因素:人口红利、具有吸引力的国内市场、运输与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、对美元相对较低的汇率,以及低政治风险。而反观中国,人力成本不断上升、产能过剩问题持续加剧: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报告称,中国制造成本指数高达96,已逼近美国制造成本的基准指数100。那么,“印度制造”真将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吗?

        不过,印度经济也有致命短板,取代中国成为“世界工厂”尚需时日。尽管根据德勤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,印度2018年或成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强国,但落后的基础设施、复杂的监管环境、低下的管理效率以及制造文化的缺乏,或称为阻碍印度制造发展的致命因素。

       据世界银行新近发布报告,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,印度的营商便利环境仅位列第134名。在世界银行和印度工业协会对2000名印度企业家的访谈中,45%的企业家认为公司和业务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基础设施,12%认为是公司治理,27%认为是税收。

        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在印度的城市与农村皆十分突出:交通拥堵、能源匮乏、公共卫生设施落后,印度缺少港口、公路和铁路运输货物,缺少可靠的能源供应维持工厂运转。目前,印度火车平均时速仅90km/h,不足中国高铁时速的1/3。薄弱的基础设施实际上大大消解了人口红利的优势:倘若将这部分计入整体成本,印度制造业成本只比墨西哥低5%。


       行政效率低下是阻碍印度发展制造业的另一大顽疾。在许多外资企业眼里,印度的管理制度非常不透明且反应迟钝,印度的土地征用、环境许可、多级监管架构、复杂审批程序、劳工问题等障碍很难逾越。典型案例是沃尔玛:由于印度政府对海外投资的管理过于严格,这个零售业巨头游说多年却不得进入,最终于2014年10月宣布放弃印度零售市场。

        被认为是最大利好因素的“人口红利”,也遭遇了部分学者的质疑。印度经济学者夏尔马称:“印度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多数受教育程度和技术素质不高,政府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帮助提供劳动技能培训,他们反而会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。”此外,能否让慢节奏的印度工人适应高强度的工作节奏,管理成本及效率能否提高,也将是值得商榷的问题。

        不过,印度已经行动起来,试图解决诸多限制缺陷。比如,印度人民党正在酝酿大幅修订过时的劳动法,并在2015财年的国家预算中对制造业采取刺激措施。

        在梳理了前两个问题后,关键的部分来了:面对咄咄逼人亦存有缺陷的印度制造业,中国应当如何应对?

        第一,中国制造与印度制造各有优势。认识该客观事实不仅利于占据先机,亦成展开合作之契机。对中国而言,优势是完善的基础设施、全球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的积累、以及维持多年的经济增长所提振的综合国力与贸易实力;对印度而言,发达的服务业尤其是IT行业、英语国家优势、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以及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廉价的劳动力,将成为印度制造的根基所在。

       第二,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,实质上处于制造业发展的不同阶段,我们不应看一时长短。对中国而言,制造业大国地位的铸就除了政策因素,人口红利更是发挥了主要作用。如今,当中国劳动力价格提升,中国制造业也迎来了转型期。反观印度,恰恰迎来中国曾经历过的机遇期——劳动力价格便宜首当其冲、基础设施需求宏大紧随其后、加之莫迪政府政策到位、印度本来具有产业优势,印度制造带来竞争力不足为奇。

        第三,我们应清楚认识到,可怕的并非暂时的产业转移,而是高端制造业未成规模、低端产业转移效应凸显、遭遇欧美和印度两面夹击的现状。因此,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制造业,真正竞争者并非印度,而是欧美。在此情形下,通过政府层面的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、通过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,成为中国制造业在成本上涨情形下赢得国际竞争的关键所在。

        第四,中国资本和产能进入印度,或许并非从中国市场的恐慌性逃离,而是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下的全球化深耕——步伐处于前端的小米、华为、联想等手机厂商,反而颇有“曲线救国”的涵义。中国资本和产能的走出,将最大限度地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,对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也不无裨益。

        如此可见,在制造领域的“龙象之争”,仍将持续下去。只有意识到制造业对一国经济的深远影响、认识到中国制造的所处阶段及发展路径,中国制造才能岿然不动、彰显大国风范。


       本文为JIC投资观察汇编稿件,图片及部分文字内容来自网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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